[摘要]从当前通货膨胀的形成和治理看，某些方面的改革还相对滞后，突出反映在与政府管理体制有关的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方面的改革。这意味着改革需要继续向深度推进，也意味着在 分析 通货膨胀 问题 时，不能忽视 中国 仍处于体制转型之中这一基本特征，应当进一步放宽视野，开拓思路。

　　[关键词]地方投资冲动 要素价格扭曲 外汇占款 价格干预
　　
　　当前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原因复杂，其中之一是与新世纪以来 经济 新一轮高速增长的滞后 影响 有关。进一步分析，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而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有着深刻的体制根源：一是政府管理体制，包括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地方的投资冲动；二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扭曲投资和出口成本，不合理地拉高投资和出口的增速。通货膨胀形成的另一原因可归于货币因素，而这与新一轮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依然不足有关。通货膨胀治理上的问题，也表明间接型宏观调控体系尚需完善。因而,看待通货膨胀问题，不可忽视一些深层的体制性障碍。
　　
　　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与地方的投资冲动
　　
　　从引致地方投资冲动的角度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职能转换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向地方分权尤其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被赋予更多主导地方经济 发展 的权力。于是，地方政府的“经济人”特征愈发明显，突出表现在过度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适当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包办 企业 决策或代替企业招商引资。 目前 ，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保持着较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在某些竞争性、营利性领域中仍然扮演着投资主体的角色。由于普遍存在着投资约束软化，投资风险和进入成本不需要个人承担，直接导致了地方投资的冲动。
　　2.政绩评估体系调整滞后
　　长时间来，我们主要用GDP来衡量地方的发展，衡量官员的政绩。这无疑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导致一些地方忙于上新项目。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下，一些地方的官员实际上面临着两种竞争，一是为地区的经济产出和税收而竞争，二是为各自的 政治 晋升而竞争①。而前者直接决定了后者。这种地区间的竞赛也为理解投资冲动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3.财税体制改革滞后
　　财税体制改革是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其本身就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滞后性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1）财权与事权不匹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新的财权与事权分配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存在着财权上移而事权下移的倾向。1994年分税制实施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上年的78%下降到44.3%，此后一直在50%左右徘徊，2002～2004年下降到45%左右，之后经历两年的略微上升（分别为47.7%和47.2%），2007年又下降到45.9%；而同期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反而提高到70%左右，特别是2002年以来该比重持续提高，2007年达到76.9%。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对称的问题逐渐凸现，迫使地方政府想方设法上项目，扩大投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2）间接税比重过高。1994年以来实施的税收体系，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含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在内的流转税，即间接税在税收结构中占有绝对比重，尽管这几年有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一半以上的较高水平；而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所占比重一直不高，其中所得税这几年尽管有上升的趋势，但一直没有超过税收总收入的1/3。从国际上看，一般是以直接税（包括所得税、财产税以及 社会 保障税）为主，间接税占比一般不高。在欧盟与ED国家中，间接税约占税收总额的1/3，而直接税约占2/3。在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安排下，一般来说，项目越多，投资越大，政府的税收就越高，这直接导致各地普遍重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投资规模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