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来世界经济：很可能走走停停
　　
　　当前世界经济走势严峻而微妙，未来几年很可能呈型演进态势，即经济低迷与短暂复苏交替出现。总的态势是衰退长期化，但期间不排除短暂的复苏。其中基本的原因是，目前发达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处在两种彼此冲突因素的较量中：一种是导致衰退长期化的因子，另一种是促使经济复苏的因子。
　　导致经济衰退长期化的因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
　　其一，金融危机颠覆了原有美国主宰的全球金融体制，重建新的有效体制需要时间。在拟议中新的全球金融体制中，不仅美国需要重新定位，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重新定位等议题，都需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花时间去讨价还价，即使像g20二次峰会那样达成框架上的一致，但具体落实起来也需要时间。
　　其二，金融危机破坏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金融业的信心和声誉，恢复需要时间。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实体而言，金融重建不仅涉及到处理掉金融业庞大的不良资产或日“有毒资产”，而且更重要且更为棘手的议题，是恢复金融业的信心和声誉。这方面最关键的一环，要数消除金融危机中暴露的两类金融欺诈的负面效应了：一类是极个别金融从业者职业道德沦丧而制造的有意欺诈；另一类是金融机构追求短期利益而创造的一些金融创新产品引出的无意欺诈。前者以麦道夫版本的“庞氏骗局”最为典型，后者则以d(有担保的债务凭证)登峰造极。这些有意和无疑的金融欺诈，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及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声誉，败坏了金融从业者的形象，要重新博得大众尤其是大众投资者的信任，显然需要时间。
　　其三，金融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大众消费能力与不动产价格之间的彼此依赖关系，在不动产价格与消费能力之间形成了某种胶着状态，打破这种僵局更需要时间。
　　所有这些因素，都预示着衰退可能将长期化。不难设想，像美国这样高度依赖投资银行运作的经济体，单是要恢复投资银行往昔的辉煌地位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一个没有投资银行运作的资本市场，将很难恢复以往的活力与生机；一个没有活跃资本市场的发达经济体，是不可能最终摆脱衰退的。诸如此类的系列因素，无疑将导致衰退长期化。
　　与此同时，促使发达经济体触底复苏的因素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体制性因素。所谓体制性因素，就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当代制度安排打造的某些反周期因素。具体说，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内部，存在某种制度安排，发挥着“衰退兜底”效应，足以防止经济持续下滑，坠入恶性循环的深渊。所有体制安排中，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属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和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之间的某种平衡。前者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生，后者由70年代“滞涨”等冲击促成。庞大而健全的社保体制，赋予公共财政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以某种“内在稳定器”的作用，而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理念的某种平衡，则打消了微观经济主体坐等政府救助的“福利国家效应”。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财政“内在稳定器”实际上具有某种“兜底效应”。具体说来，衰退导致的失业对大众消费能力的负面影响是有一个底线的，到一定程度会发生“兜底效应”，不可能无限制地萎缩下去。不断扩大的社保尤其是失业保险等公共支出，意味着政府无论是否愿意，都须扩大支出，由此赋予公共财政以事实上的“内在稳定器”作用。由于这个“内在稳定器”，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及其对大众消费的收缩效应总归是有底的。
　　另一个是政策因素，即发达国家政府与央行不断强化的刺激政策。我们知道，自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实体以及别的发达经济体都纷纷推出了系列刺激经济方案。其中美国政府拟议中的支出超过1.6万亿美元，欧盟核心16国拟议支出超过2万亿欧元，日本约6000亿美元。加上主要经济体央行的公开市场活动，正在将近10万亿美元的货币注入发达经济体之内。各国政府与央行的“联手”，加上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的协同干预，正在对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因素形成某种“合围”。这两大因素的合力，将可能促成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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